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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文化研究会
“始终有两种力量，在我们的一生中激荡。一种推着我们向外走，一种拉着我们向内收。一种力量去远方，一种力量回故乡。”
我很喜欢这两句话，无论我们走得多远，割不断的总是浓浓的故乡情。故乡滋养了我们，见证了我们，成就了我们，我们的身上总有挥之不去的故乡印迹。回首时光，忆起童年的那些事，在岁月的长河里显得格外珍贵。
可怕的猪
那年夏天，家里养了两头猪，一百来斤，还养了十几只小鸡仔。这些鸡和猪是全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。我和姐姐已经4岁，父母上山干农活，安排我们每天守着猪和小鸡。猪圈修在房子旁边，只有房顶遮雨，四周松松垮垮地横着几根木头。小鸡们貌似很喜欢跑到猪圈里去玩儿。一天，母亲在清点小鸡数量时，发现少了一只，急得四处寻找。最后，她在猪圈里发现了小鸡的尸体，脖子被咬断，鸡毛四处散落，作案凶手明显就是那两头猪。母亲很气愤，当即命令我和姐姐每天守猪圈，防止猪再次把鸡咬死咬伤。其实，看到被咬死小鸡的惨状，我对猪又恨又怕，怕它张开那可怕的大嘴咬我。从早到晚，我们要一直盯着猪圈，一旦有小鸡要靠近猪圈，我们就会高度紧张、心跳加速，战战兢兢地走到猪圈旁，用杆子把小鸡撵到外面。有时，你越是往外撵，它越是往里钻。又一只不怕死的小鸡在靠近猪圈，只见它傲娇地仰着头，扑腾着翅膀，大摇大摆地靠近危险地带而不自知。必须马上采取行动，不然又会酿成“惨案”。我蹑手蹑脚地慢慢靠近，手里拽着竹竿，试图将鸡赶出。可越是往外撵，它越是往里钻。如此反复，我败下阵来。小鸡还是被猪咬死了。 那时我才4岁，记忆却是如此清晰。时至今日，那种恐惧依然会让我战战兢兢。一只死亡的小鸡让我痛哭流涕，一头莽撞的猪让我食不下咽、夜不能寐。相比幸福时刻，疼痛最能让人铭记。也许幸福就是平常日子，幸福就是波澜不惊，幸福就是没有恐惧。
掐豌豆尖 冬天简直是小时候的噩梦，不仅仅是因为天寒地冻的冷，寒风刺骨地吹，还因为在寒冷的冬季要被拖上山掐豌豆尖。天气越冷，豌豆尖长得越慢，价格也会最贵。为了多卖些钱，母亲会把豌豆尖留到最冷的时候掐来卖，尤其是飘雪的天气最能卖到好价钱。其实，很多人都是用刀整片地割下来，省时又省力。可母亲说“卖菜如惜花”，要讲究外观和质量，整片割下来的豌豆尖卖相不好。就这样，在飘雪或是下雨的日子，我们会被母亲拖着一同上山掐豌豆尖。其实，我的内心是抵触的。但是，母亲的命令不敢不遵从。寒冬腊月的山野上，白雪飘飘，寒风凛冽，感觉手一伸出去就会被冻住。看到漫山遍野的豌豆尖，恨不得立刻下一场冰雹全部打烂。母亲的要求极高，她让我们用指尖试试豌豆尖嫩的部位，然后拦腰掐断，一根根的对齐码好，再用稻草将其捆扎在一起。常常，会冻到全身哆嗦、鼻涕长流、手脚僵硬，连一根豌豆尖也拿不起来。再这样，母亲也不会“心软”，她的口头禅是“这点苦都吃不得，长大了还能干啥子”。就这样，连续奋战四五个小时，能掐一百来斤豌豆尖。到最后，手脚已经不是自己的了。小时候，每到冬天，手、脚、脸、大腿、屁股都要长冻疮，严重时候还会裂开流脓，实在是惨不忍睹，可是母亲依然会拖上我们去做农活。那时，会埋怨母亲，觉得她总要我们干这干那，不近人情、铁石心肠。长大了，才明白，她教会了我们吃苦，明白一切东西都要依靠自己双手去争取。尤其是我们农村娃，只有靠自己吃苦奋斗，才能改变命运。人生不会轻轻松松，成功也不会唾手可得，苦难也是一种磨练。
割猪草 农村里长大的娃，人人都会割猪草。小时候，因为猪草割得又快又好，我和姐被村里的大伯大婶取了个“劳动模范”的荣誉称号。大概5岁开始，父亲便为我量身编制了一个小背篓，专门用于割猪草。从那时起，每日早晚都要割满满一背篓猪草回家，才算完成任务。上学了，任务不变，背篓变大。 其实，我们喜欢割猪草，也乐在其中。一来，可以呼朋唤友，以割猪草的名义到山上去玩、去疯耍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。还可以去山上采摘各种野果子吃，比如小地瓜之类知名和不知名的野果子。当然了，也常常干点坏事，比如偷吃别人家地里的西瓜、黄瓜、番茄以及一切能生吃的东西。山野里，总有能吃的东西。现在想想，什么都吃，胆子还是大，没中毒亦是万幸。有一年夏天，我和姐姐去山坡上割猪草，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，猪草很茂盛，全是“马咸菜”“乌鸦草”，都是猪们爱吃的。我们手脚很麻利，背篓很快就被填满了。任务完成，尽情疯耍时，我们惊喜地发现在一堆松软的枯草里，藏着几个白白的、圆滚滚的东西。走近一看，才发现是拳头般大小的蛋。在这没有人家户的山野里，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蛋呢？我们异常地兴奋，小心翼翼地将那几个圆滚滚的蛋放在背篓里带回家。围着蛋，我们猜测，是恐龙蛋吗？如果放在鸡窝里，有天会孵出恐龙吗？那时候，很傻很天真，期待着恐龙能孵出来，每天都去观察、等待。到最后，也没见到恐龙破壳而出，因为它是鹅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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